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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已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但目前面臨著城市規模過大，包括深圳在內的中國核心大城市都出現了集聚帶來的負效應，勞動力成本上升，交通運輸的優勢下降等問題。需要一個明確的空間轉型過程。
深圳市原副市長、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唐杰在《北大金融評論》上撰文，以深圳為例，討論了城市化過程和產業鏈過程之間的相互耦合和匹配關系。
目前我國已經進入一個高質量發展的階段，即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這一階段也會表現為一個明確的空間轉型的過程。這樣的空間轉型，對于我們而言需要更加關注的是國內大循環主體和國內國際雙循環，而在空間上主要是一個城市群發展的問題。
轉型、創新與高質量發展
從深圳過去40年增長的情況看，深圳從超高速向高速、中速、最后向全國平均增長率靠攏。在這個過程中，深圳每10年會出現一個因轉型而產生衰退的周期，其中2015年的轉型衰退實際上就是大量產業外遷的過程。具體而言，深圳由低向高、漸進持續的轉型升級過程可以分成5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85-1995年，是工業化開始的過程,深圳靠OEM模塊化分工體系與廉價勞動力，提出全球分工體系，以低端生產支持超高速增長；第二階段是1995-2000年，當大規模的“三來一補”向生產要素更廉價的東莞轉移，深圳的“三來一補”就逐漸消失，出現了模仿性生產制造的現象；第三階段是2000-2010年，從“深圳山寨”開始向“深圳制造”轉變，形成具有核心技術能力的分工協同產業鏈體系，如華為、中興、比亞迪等；第四階段是2010-2020年，從“深圳速度”走向“深圳質量”，從“深圳制造”轉向“深圳創造”，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生命科學、新能源等領域取得了全球的競爭優勢；第五階段是2000年以來，深圳全面進入科學引領創新時期，更多地從專利技術走向原發性科學研究，這個過程顯著提升了企業和產業競爭中的科學含量。
從目前情況看，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城市規模過大。不僅是深圳，我國核心大城市都出現了集聚帶來的負效應，勞動力成本上升，交通運輸的優勢下降；外部情況也面臨較多的貿易問題。在這個過程中，需要討論城市化過程和產業鏈過程之間的相互耦合和匹配關系。
關注創新發展中重大經濟與空間特征
科學發現成為增長的重要內容核心
過去40年，我國的城市化、工業化處于一個跟跑階段，在向并跑階段過渡，要在部分領域真正實現領跑，轉換增長的方式就需要從工匠精神到專利技術，同時要從簡單的工匠精神走向科學發現、走向產業發展，這就是著名的巴斯德框架。在這樣的增長框架下，未來要發生的變化推動著空間點上的大學與產業的結合，推動人力資本、科研成果的市場化。
北京是全球最重要的科學發現城市，每年的SCI論文發表量就有20萬篇。假如以SCI發表量代表科學發現量，長三角（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與京津冀大致相同，其中上海是北京的一半，而珠江三角洲或大灣區（即深港穗）數量與上海相當，科學發現水平存在明顯滯后。
依據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GII）報告，聯合國知識產權組織公布全球前100個創新中心的分工，把國家創新體系放在實證角度來觀察，2018年深圳和香港占全國專利數量的比例并列第一位。40年來，深圳從極低端的“三來一補”走來，已成為產業創新最密集的地區。
核心城市從產量規模大企業聚集，走向創新成果與中小企業聚集
從深圳的情況看，過去40年就是從量到質的重大變化，從大規模企業集聚走向創新成果和中小企業并存的過程。深圳的勞動力規模，1980年是15萬，1990年是109萬，2000年是500萬，2010年是800萬，到現在穩定在1000萬。深圳中小企業數量，1980年不到1000家，10年之后達到2萬家，再10年之后達到10萬家，再10年之后達到36萬家，目前穩定在200萬家左右。實際上出現一個過程：大規模的創新經過企業縱向的網絡聯系，構成了一個大規模中小企業的創新和大企業生存的共同局面。產業創新推動過程正處在從簡單低階、依靠產量規模走向復雜高階、依靠價值規模來轉型的過程，這樣的轉型在空間上一定會有很大的影響。
當前，雖然美國不能在生產過程直接控制華為，卻可以在更高端的領域控制全球產業鏈。2020年9月，華為就已經沒有新生產的芯片了，之后可能就要靠鴻蒙操作系統。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預計國內的傳統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產業在大城市一定會走向衰落，而復雜產業鏈則會不斷發展，因而，應加快構造國內產業鏈，以技術與市場規模優勢形成競爭優勢。城市空間結構隨創新深化而改變城市空間結構也會隨著創新的深化而變化。深圳過去5年最重大的變化是兩大科技城的建設，另外未來深圳和周邊城市的規劃會發生重大調整。
第一個科技城是光明科學城，將會在腦科學、生命科學、材料科學等領域建設大規模的科學裝置和產業轉化區域；第二個是西麗湖國際科教城。這樣一來，粵港澳大灣區科學走廊上會出現三個重要的點：深圳香港科技合作區、光明科學城和西麗湖科教區，這條走廊會途經松山湖到達廣州大學城，未來的空間結構可能從根本上改變過去40年以工業為導向的規模空間規劃基礎。
順應這個變化，深圳的5大區都可能發生功能性調整。例如，南山區是目前中國上市公司、專利技術分布最密集的地區，南山的專利技術在軟件、互聯網、科技、專業服務、研究開發等方面尤其突出；福田作為中心區，最突出的產業特征是專業技術服務；寶安、龍崗是制造業大區。所以深圳的產業出現的空間分布狀態，是很明顯的對沖性變化，區域增長的格局很清晰。
科學引領與顯著的跨城市的空間協同
在2020年聯合國知識產權組織公布的前100個創新中心中，廣州、深港合并為“深圳-香港-廣州”，這個區域正在構成一個聚集化創新區域，處在全球第二的位置，而北京位列全球第四。“深圳-香港-廣州”作為一個科學和產業的區域，和東京的差距在縮小。這意味著未來科學引領將需要跨城市空間協作，未來正處在從行政城市走向空間城市的時代，經濟活動大規模跨越邊界，構成一個城市之間空間合作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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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杰，男，深圳市原副市長，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文章來源：北大金融評論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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